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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法》介绍
    2019-06-04| 查看:


       作者简历  

       陈金泉,1942年9月出生,江西临川人,豫章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7年5月6日入会)。早年在江西省的《百花洲》(1984年第2期)、《星火》等报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20余篇。后来,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和文学评论工作,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昆崙》(1988年第5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2期)等国家级刊物以及吉林省的《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省的《文艺争鸣》、山东省的《齐鲁学刊》、湖南省的《理论与创作》、黑龙江省的《文艺评论》、湖北省的《通俗文学评论》、黑龙江省的《学术交流》、江西省的《百花洲》《江西社会科学》《争鸣》等刊物发表长篇论文60余篇,获江西省社科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以及谷雨文学评论奖。

       内容简介:

       第一部《江山如画》:一心洗刷国耻、重振汉唐雄风的天子赵顼需要一位能助他做成这件大事的辅臣,满脑子新法的王安石需要一位能实现他远大抱负的天子。君臣风云际会,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法变革。新法伊始,便物议纷纷,遭到以韩琦为首的重臣、以司马光为宗主的名臣的强烈反对,即使是曾经力助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欧阳修对新法也不赞成。在中书省的五位宰执大臣中,秩列末位的王安石很是孤立,只能奏请天子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条例。条例司倍受攻击。见官加三级的御史中丞吕诲在朝会中以十大罪状面对面弹劾王安石。总被司马光等人泼身脏水的、王安石的最为得力的助手吕惠卿以过人的智慧和口才,一举驳倒司马光。千古新法初战告捷。

       第二部《乱石穿空》面对朝中来势汹汹的反对,天子赵顼多少有点举棋不定。王安石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条例司议论新法。天子赵顼在崇政殿召见秀州七品判官李定。李定据实以言青苗法好。天子赵顼疑虑顿消,下诏天下推行新法。天下二十三路中最难推行新法的地方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河北四路安抚使韩琦辖管的安阳县、青州太守欧阳修辖管的临朐县、亳州太守富弼辖管的永城县。官府衙门里的人不怕朝廷行什么法,就怕沒法,一样在新法中贪财谋利,压榨平头百姓。王安石奏请天子赵顼起用年轻官员章惇、曾布和邓绾提举安阳、临朐、永城新法,经过斗智、斗狠,这几处新法皆如期推行。然而,六年后,正当新法取得煌煌夺目成就时,王安石却罢相了。罢相与韩琦、富弼、欧阳修无关,也不是司马光捣鬼,是北方七个月的亢旱造成的,而弄得王安石罢相的竟是王安石的门生、一个管城的小官郑侠一张《流民图》。

       第三部《惊涛裂岸》:王安石主动请辞相位,全部罪过归己。新法被废。不过,天子赵顼很快收回成命,且对阻碍新法者罚而不赦。天子赵顼推行新法离不开王安石,有让王安石回朝再相意。太祖嫡孙赵世居谋反案发,王安石受到牵连,已当参知政事的吕惠卿无一语置辩,有断王安石再相意。天子赵顼急召王安石回京。什么官职也沒有的司马光在洛阳主持《资治通鉴》书局,声望日盛一日,被古都洛阳人目之为真宰相,常与在朝当过高官或一方大儒在酒楼聚会,喝酒、赋诗、骂新法,洛阳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朝中的新法派内斗愈演愈烈,先是曾布与吕惠卿闹翻,后是邓绾与吕惠卿恶斗。此时东明县被官府衙门和有皇室背景的恶势力逼得活不下去的三千百姓大闹相府。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千古新法又面临被废的危险。

       第四部《大江东去》:王安石永远离开朝廷了。吕惠卿也外放当地方官。不过新法却仍旧施行。但是,后面的路,得由天子赵顼去走。大才子苏轼口无遮拦,以诗讥刺新法,被缉捕在乌府台皇家监嶽,受尽折磨、羞辱,斯文扫地。风声很紧,苏轼面临死罪大险。营救苏轼的人不少,高官、名流都有,但真正救苏轼一命的竟是被他反对的、此时罢相闲居在金陵的王安石。王安石一言“安有圣世而杀士乎”让天子赵顼茅塞顿开。苏轼被免了死罪,安置黄州。苏轼在那里看到新法给平头百姓带来好处。同时新法给朝廷带来财富。天子赵顼两次降诏西征,宋军在永乐城败得最惨。天子赵顼驾崩后,新太皇太后高氏起用司马光为相。皇权落入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手中。王安石千古新法走到尽头。司马光限五日尽废新法。苏轼奉诏返京、且要受到重用,除授翰林院大学士,然而的苏轼一反过去对新法的态度,极力反对废除新法,惹怒了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苏轼的官总是当不上去。司马光恢复旧法,给天下平头百姓带来更大灾难。青州响马、临朐绿林血洗县衙。京都开封东明县乡民火烧有皇宫背景的乔府大院。天子赵顼驾崩后的第二年,王安石薨。清明节钟山,此时被贬到外地为官的、曾反对新法的苏轼,误伤新法的、却是王安石门生的郑侠,以及当地上千百姓给王安石上坟。

    艺术风格及艺术风格的审美表达:

       《千》讲述的是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的新法变革的兴起、推行及其被废的波澜壮阔、曲折多变的故事。王安石新法确实是我国千年王朝无人可比的、了不起的千古良法,竟然在九百年前就懂得用钱撬动生产发展。在这点上,王安石新法与现代金融政策可说是不谋而合;就连1944年时任美国罗斯福政府副总统的华莱士来华访问,也心诚口悦地称赞王安石的“青苗法”对扭转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王安石这种超人的智慧应该说是相当超前的,且王安石的人品光风霁月,就是他的政敌也不否认这一点。本来王安石及其新法应该得到好的报应。然而王安石新法却至今聚讼纷纭,王安石本人也饱受诟病和折磨。这是个令人十分痛心的、也令人十分费解的巨大的历史悖论,够历史学家去探究,够后人去深思,也够让政治家们去探讨、去总结的了。毫无疑义,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在审美的世界里,所孕含的美学价值也是极为丰厚而又深遂的,有着一种既振聋发聩、又万般无奈,既意味深长、又扼腕叹惜,既畅快淋漓、又难以曲尽其妙的美学效应。很显然,要讲述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故事,红牙拍板杨柳岸显然承载不了这样的美学任务,唯有关西大汉铁板大江东,才能把王安石倡导的千古未有的新法故事及其所孕含着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审美容量淋漓尽致、大气磅礴地表现出来。《千》别无选择,在审美品貌上,只能挑选:壮阔、刚大、苍莾和雄奇。

       既然如此,《千》无可避免地要与宏大叙事结缘。《千》当然不乏众多生活细节和微情妙绪的描述,但着力了讲述的是王安石新法成与败、喜与忧及其引爆的波诡云谲的社会动荡,在壮阔、刚大、苍莾和雄奇的北宋背景上,大力展现大改革家王安石以及同时代的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众多历史人物的本来品貌,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地描绘北宋熙元年间北宋宫廷官场、社会习俗、边塞风光、胥吏衙役、名妓高僧、市井细民、男人女人以及鲜为人知的世风世情,而审美聚焦点则落在王安石新法对宫廷官场、社会市井以及人的心理所带来的震荡裂变上。如上所述,王安石新法是我国千年王朝无人可比的、了不起的经济改革。然而,就这么一个千古良法竟失败了,且它的失败也竟成了中国古代改革家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宿命。这难道在令人心酸的同时,不会陷入深深的历史性的反思中吗?对王安石新法来说,皇权是很重要的,但又是很不可靠的。不用说,作为皇权的主要体现者的天子赵顼,是王安石新法有力的支持者,沒有这位天子的支持,王安石新法根本出不来,那就连失败的机会也沒有了。然而皇权是一种势力合成的气场。天子赵顼想大有作为,却畏天,更奈何不了两宫太后。当新法遇到难过的坎,赵顼就退缩了,王安石新法能不受到重挫吗?特别在赵顼驾崩后,皇权落到反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手上,王安石新法立即废了。千年官场更是让王安石感到纠结头痛之事。可以说,千年王朝官场更是葬送王安石新法的最为可怕、最让人棘手、也最让人深思的罪恶推手。官不可不要,官场生焉,一万年也是如此。但,千里为官只为财,再好的新法也要被这样的官场踩踏得一塌糊涂,此外就是支持新法的官吏也未必都可靠。王安石新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毀在贪暴的官吏手上。王朝子民的愚昧、对朝廷的敬畏和对官府衙门的奴从,也使得新法变形走样。王安石新法太超前了,失败成了它的宿命。就这样,本来无错、更无罪的王安石及其新法竟然不仅有错、且有罪起来。可悲乎?可叹乎?荒诞乎?滑稽乎?然而,即便如此,在炎黄子孙的士人和平头百姓中始终蓄藏着一种谁也阻挡不住的革旧创新动力。因之,王安石新法成也罢,败也罢,皆蕴含对今人不可小觑的思想撬动力。

       既然如此,《千》无可避免地要与鲜活的人物表现联姻。文学上一个古老得有点叫人腻味的命题:文学即人学。文学是写人的,且愈是壮阔、刚大、苍莾和雄奇的文学作品,愈是要把人物写得鲜活,万万不得疏懒一下,更不能疏漏一下;否则此类作品就会滑入到让人感到厌烦、甚至令人憎恶的假、大、空的泥淖里去。《千》出现的人物上百个,都极力做到各有其形状,各有其性情,各有其心地,各有其气质,各有其性格;而主要人物则更是要各有其身份,各有其派头,各有其家数,各有其个性,各有其血肉,各有其灵魂。在审美的世界里,《千》无贵无贱,无高无低,即使过场人物,诸如衙役、农夫、太监、宫女、贩夫、牢卒等,也毫不歧视,未敢怠慢,不去敷衍,都着力去写,务求寥寥数语,让他们活灵活现地站起来。《千》书中上百个人物,难免有性情相同者,然《千》也必欲同中写出不同之处来。《千》里的王安石拗,司马光亦拗,苏轼何尝不拗。但,王安石拗得刚正,为着推行新法,王安石喊出了石破惊天的、充满浩然正气的“三不足”。司马光拗得太犟,上台后竟限天下衙门五日内尽废新法,边陲之地就连朝廷的诏书用金牌快马都不可能送到。苏轼之拗,则显得率真,反新法也罢,反恢复旧法也罢,皆一片顺乎天性的真心。此三人都拗,真个是各有各的拗法,半点不混。说来挺有意思,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未纳妾。王安石未纳妾令人可敬。司马光未纳妾令人可畏。苏轼后来纳了妾,人们却微笑着认可了。三人都走向与自己人生相反的另一个方向,却又都千古风流。《千》写人,必注重多面立体表现。好人有七情六欲,坏人也未必什么都坏。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吕惠卿,曾暗算过如师如父的王安石。但此人被贬后,终生不说新法半句坏话。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章惇,其实很豪爽、强悍、敢玩命,是个硬汉,报复起人来相当可怖,却终其一生友善苏轼,还在苏轼蒙难时出面去救苏轼。至于那个守城门的小吏郑侠,不仅害得王安石罢相,且差点把新法给废了。此人其实是王安石的门生,说呆不呆,说不呆又呆,非常崇敬王安石,也认为新法是至善至美、利民利国的良法,只是看到急功近利的贪暴之吏败坏新法,便给天子上《流民图》,结果做了蠢事,造成无法挽救的恶果。至于边将,诸如王韶、向宝、种谔、徐禧、刘昌祚、曲珍、高永能以及太监李宪等,亦要让他们多姿多彩,各有各的声口,各有各的性气,各有各的生命,非他人所为。

       既然如此,《千》无可避免地对“真”有着无限的敬畏。在审美的世界里,“真”是基石,“善”和“美”在牢固的审美基石上才能飞动起来,否则“善”和“美”就将塌倒下去。古今中外,文学上的“主义”不少,流派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各家艺术主张五花八门,骨子里都敬畏“真”。把话说穿,对“真”敬畏,其实就是对艺术的敬畏。因此无论何种“主义”、何种流派,要想产生出对人类进步有巨大审美价值的作品,就不敢怠慢“真”,更不要说戏弄“真”、甚至践踏“真”了,否则就只能生产出速朽的、经不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千》系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又别无他途地在审美品貌上挑选了壮阔、刚大、苍莾和雄奇,在“真”字上就更是马虎不得一下。《千》以元代丞相脫脫主编的廿四史中卷帙最庞大的《宋史》为基础,以众多别的史料为佐助,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而创作出来的,大事不虚,小事有据;主要人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欧阳修、天子赵顼、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等人的言语行状、性情、事体有史可查,边关武将王韶、向宝、李宪、种谔、高永能等人有史可依,就是正史不载、野史难觅的王安石晚年在钟山的棋伴俞秀老、游伴杨德逢,苏轼落难黄州时追着来陪他过穷苦日子的书生马梦得、宫中的老宫女以及司马光的老仆人,亦皆不出自杜撰。至于宫廷秘闻、后妃生活、官场贪暴、边关战事、市井习俗等众多鲜为人知之事,都不是无稽可查;至于其间的河湟之战、女遮谷之役、永乐城之殇,都出自史料。《千》正是要凭借着这样厚实的史料基础,编织成一幅有众多人物和事件组成的丰富深邃、多姿多彩的审美世界。

        既然如此,《千》还无可避免地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情有独钟。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多壮阔、刚大、苍莾和雄奇之作,《水浒》、《西遊》、《三国》,无一不是在千里江山背景上讲述中国传奇故事。《红楼梦》、《金瓶梅》空间不那么广阔,但讲述的复杂社会生话层面和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是罕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随着国门的打开,欧美文学的审美方式也蜂拥而至,应该说对这的丰富我国文学的审美方式、推进我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大的作用,且今后还要、也还能起作用。但,《千》表现的是中国九百多年前北宋的王安石新法及其上下九流、社会习俗、世风人情,欧美文学的审美方式就显得水土不服了。《千》的审美方式很土、很传统,力求鲜见欧美审方式的印痕,倒万分愿意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审美方式为伍。《千》里上百个人物,皆不能让他们有半点类似现当代人,更不能让他们有半点类似欧美人,言谈、举止、所思、所为皆那个历史年代所有。即使大半辈子都未曾纳妾的苏轼在落难时竟纳风尘女子朝云为妾的情事,本很容易流于现代版,也很合现代人的胃口,但《千》不愿这样为之,宁愿写成中国古代才子与风尘女子才有的很传统、很土气的情事纠葛。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要讲故事,《千》当然也讲故事,且有个大悬念,那就是王安石新法曲折多变的命运。然而这个大悬念,对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来说,根本吊不起审美胃口。《千》不想撇开这个大悬念于不顾,相反抓住不放,然后一章讲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有头有尾,有一波三折,有山回路转,有险象环生,有意料之外,也也务求情理之中。这里要说明的是,《千》里的小故事皆有史可证。因此,《千》一百一十二章,就象一百一十二颗珍珠串在一起,让它们组成的一个真实的五光十色的审美世界。《千》讲述这些小故事时的文学语言也要让它亦雅亦俗,古色古香;不仅人物的语言如此,作品的叙事语言也如此,绝不让九百年前的古人讲现代语,且特别注意杜绝网络当下语言出现。因之,《千》务必让壮阔、刚大、苍莾和雄奇的审美品貌有着十分鲜亮传统的中国本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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